(年轻时的亲历，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碰到……)

农场简图

后来通过“上帝之眼”看卫星图，发现农场的简图大体上蛮准确的

引子 ——苏北有个淮海农场

在辽阔的江苏北部，有一条苏北灌溉总渠。苏北灌溉总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治淮工程中最早兴建的大型灌溉渠道。1951年动工，1952年建成。它西起洪泽湖高良涧，东经淮安、阜宁等县，到扁担港注入黄海。主要工程有总干渠、运东分水闸、六垛挡潮闸等，总干渠为输水渠道，平时起灌溉作用，洪水时期可分泄部分淮河水入海。二个闸起控制水流和防御海潮倒灌作用。六垛闸地处总干渠与黄海扁担港的交界处，由南北二座各几十米长的泄洪控制水闸组成。在六垛南闸的西面，一溜红色大字分外耀眼：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。那可是老人家的亲笔手写体啊！

六垛闸的南边有个军垦农场——国营淮海农场。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建国初期，那场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争。当时有一支新组建的部队102师，集结在上海崇明岛的江对岸海门，准备奔赴朝鲜和美国野心狼切磋一下为人之道。突然传来消息——停战了。马上遣散这支部队显然是个馊主意，老人家下令：“屯垦戍边”。于是，这支部队在海门誓师，然后北移到射阳县扁担港口，建设农场。

国营淮海农场骑跨苏北灌溉总渠北部滨海县境、南部射阳县境。在六垛闸南岸的是淮海农场的场部，下辖四个分场：场部南面的是三垛分场；六垛闸向北4公里有座吉垛桥，过吉垛桥向东是西汛分场；向西是头庄分场；向北数华里是美人垛分场。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让几个分场改了名，象三垛分场改为红星分场；西汛分场改为红卫分场；头庄分场改为红光分场；美人垛分场改为红旗分场。再后来，农场变成了生产建设兵团编制，正式名称是“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团”。每个分场分成二个营，如红旗分场分成3、4二个营。再再后来恢复农垦编制，营又变成分场，淮海农场共有八个分场。

农场的主体当然是老军工，后来陆续调进弓京港、东台农场的职工，那些军工在当地找姑娘成了家，部分在农场边缘的老百姓也进了农场，农场的成分开始变得有点复杂起来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为农场注入了新鲜血液。我就是63年年底到了农场。在连队里干了一年多，65年年初，我被调进美人垛机耕队开拖拉机。79年我随着大批知青“病退”离开农场。

二十多年后重返第二故乡，场部一位领导送我一份农场建场史，在画册和光盘里，参与农场建设近二十年的知青被遗忘得一干二净，实在令人遗憾。毕竟说来，有的东西是无法遗忘的。

苏北灌溉总渠入海处的六垛闸


老人家签发的102师“屯垦戍边”命令 

一、先说二件事：工作组和搬家

1976年初，有二件事必须交待清楚：一是我们机耕队来了一个“党的基本路线工作组”；二是我所在的美人垛——红旗分场——三营——三分场机耕队要搬迁到分场部。

说到“党的基本路线工作组”，必须将“基本路线”说一下。我在网络上寻找“基本路线”，发现有上千条，却都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：“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。”这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，与我当年记忆中的碰不了头寸。

我继续寻找，终于在某个人的讲话记录中，终于找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“基本路线”，为了忘却的记忆，我将它抄录如下：“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，还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。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。要提高警惕。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就会走向反面，就会变质，就会出现复辟。我们从现在起，必须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使我们对这个问题，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。” 

在这里我要申明一下，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所提到的“基本路线”都是指向这后者，与前者无关。 

“基本路线工作组”共有四个人，为首的是机务科的老杜和老蔡，以及二位青年才俊知青王和知青强。为了加强机耕队阶级斗争的需要，对拖拉机业务一窍不通的知青王，被任命为机耕队副队长，老师傅都喊他“王队副”，苏北口音象叫王豆腐，下面就称他为知青王豆腐吧。

我和他们的的关系？我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讲过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；机耕队油罐上的老人家头像是我画的；墙上的《党的基本路线》是我用油漆写的；大批判专栏、黑板报是我一手编的，至少属于依靠对象吧。

机耕队要搬迁到分场部，就要建造机具库、宿舍，轮式拖拉机从六垛场部日夜赶运基建材料，我也参与了运输作业。运输基建材料途经吉垛桥是最佳路线。当时吉垛桥的木头桥在换成水泥桥，只好绕道黄海边二罾闸，多绕了不少路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军事需要，房子拆掉嘛。 

1976年9月9日上午，我驾驶拖拉机运输，经海边到总场场部,看到不少人哭得唏哩哗啦，闹不清是什么一回事。我跳下拖拉机一听，不得了，老人家仙逝了！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决定回家后要教育老婆：老人家逝世了，此时此刻属于非常时期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说话要注意分寸，以免祸从口出。谁知道在这非常时期，老婆安然无恙，我却陷入近三年坏人生涯？！ 

附注——找了张现代的拖拉机运输图，上面的人当然不是我。那时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Z-25，轮子比照片里的再要高一些，当时穿的衣服也没有这么漂亮。

二、工作组组长对我喊：“你给我滚出去!” 

77年9月20日晚上，机耕队开班务会，主要讨论：“怎样继承老人家的遗志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？” 

最后由工作组组长老杜总结。他讲到了对老人家忠不忠的问题，比如在追悼大会上，大家满怀悲痛的心情听广播，有的人若无其事的讲话，这是什么阶级感情？……联系到工作态度上，有人工作不负责任，耕地不带耙，土垡头硬得没法播种，驾驶员要检查！ 

耕田不带耙说的是黄师傅，这件事我清楚，不能怪罪于他…… 

不是小看大家，实在是术业有专攻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。一般情况下，农田机械化作业中，履带式拖拉机在牵引五铧犁耕地的同时，还要拖带圆盘耙，在犁翻泥土的同时切碎土垡。如果下雨了，拖拉机拖不动了，就无法耕、耙同时作业。有时为了赶进度，或者完成指标，只好将圆盘耙摘除，先将地耕完再说。以后根据墒情（泥土含水量）再补耙。（墒情含水高了，泥太烂，无法作业；墒情太干，泥垡头硬得象砖头，耙不动啦。）那天下雨，黄师傅是请示领导，并得到领导同意后，摘除了圆盘耙。 

我不合时宜地向老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黄师傅耕地不带耙的事情，是要负一定责任，但是作为队领导，直到现在无法播种才发现，对工作有布置而缺乏检查，也是有一定责任的……” 

“你的看法是什么东西？领导不来检查你就可以不干了？你支持的是什么东西！”我的话没说完呢，就遭老杜抡白一顿。 

“地不是我耕的，我只是提一点看法，你不同意，以后可以和你个别交换意见。”我回答。 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老杜对我吼叫。 

“你先把会开完，我们会后再交流。”我希望老杜能理智一点，耐住性子鸡同鸭讲。 

“什么东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老杜接连第二次对我高声叱骂！ 

“你这一套只能回家对你老婆，在我这里是吃不开的！”我长了这么大，还从未有人叫我滚出去呢！我开始回击。 

“好呀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工作组在三营机耕队吃不开，这是你说的喔！”老杜用手指着我说。 

“我再说一遍，你这个样子只好回家对老婆，在我这里是吃不开的！”我知道自己的言语没有任何问题，我再次正告他。 

支部委员徐传友劝我，算了，少说二句吧。又劝老杜，杜组长，算了，继续开会吧。 

二位青年才俊看着这个场面一言不发。 

“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工作组在三营机耕队吃不开，还开什么会？”暴怒的老杜画龙点睛。 

“你不要跳，我们走着瞧”！散会时老杜又提醒我一下。大家不欢而散。 

回到家门口，老婆迎上来问我，刚才为啥事情和老杜吵起来？我说了个大概后，不让她在门口发牢骚，拉住她回家睡觉。 

当年有相机的人寥寥无几，只好在网上找点图片

当了十几年的拖拉机手，主要是开链轮拖拉机

老杜说的耕田不带耙，就是右下图的圆盘耙

三、我是笑你太无耻！ 

第二天我照常上班。出门后遇到了老杜，我习惯性的打招呼，老杜双眼朝天不理睬。老兄还在记仇呢，我想。

第三天还是东边日出，西边日落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通知我上办公室一趟，我进门一看，工作组几位，加上机耕队的陈队长、支部委员徐传友在座。陈队长说：今天请你来是想一同聊聊。

我说：好啊，能不能再邀请几个群众代表一起来听听？当然是被拒绝，在我的意料之中。

陈：最近一段时间有点什么想法？

我：噢，那天晚上和老杜争起来了，我的态度不大好。（我是老百姓，我是年青人，要勇于自我批评。）

陈：好嘛，其他呢？

我：其他？其他没什么了。

陈：你工作了这么长时间，工作组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会没有什么想法？

我：我不知道你们想要我讲点啥，你们具体想要什么就直说好了。

“你就先说一下你身上有什么优点就说优点，有什么缺点就说缺点，你没有缺点就全部说优点！”老杜沉不住气了。

我从继承老人家遗志说起，还有抓革命、促生产。……

我说的这些当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，他们开始抛材料：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主要是九月十五日以后发生的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主席”的重大问题。我则姑妄听之，长点见识。

九月二十六日下午这半天就这么过去了。

九月二十七日继续聊聊，下午开始主要是我答辩：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。

后来他们搬出新炮弹：

杜：上个礼拜你开车到14连了。

我：是的，领导安排的。

杜：你的车停在路上了。

我：有这事儿。轮胎漏气了。

杜：人家开到那里都是好好的，怎么到你手里就漏气了呢？啊？讲讲看。

我：（哈哈大笑。）

杜：你笑什么？我们和你谈话是严肃的！

我：我笑，我是笑你太无耻！

老杜在栽赃！我开拖拉机十多年，没有翻过车、没有撞过人。轮式拖拉机和自行车、汽车一样，轮胎使用久了会出现沙眼漏气，碰上铁钉、碎玻璃也会漏气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每个骑自行车、开汽车拖拉机的人都会碰到这种事情，老杜却别有用心提出来，言外之意是我故意搞破坏！将我往阶级敌人的阵营里推！

这次一天半时间的“聊聊”没能聊出什么名堂。

最后老杜提出要我写个检查，9月28日我写了三张纸的《决心书》。其中二张半全是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和继承遗志、革命到底的决心，全是报纸上的高调。还有半张说的是我今年从链轨车调到轮式车工作的二次责任检查。

一次是和小魏去五营喷雾治虫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小魏开车时有一节喷杆颠掉了。这小魏开轮式车比我要早一点，但我的年纪比他大，我应负主要责任，并写了检查报告。后来喷杆又找到了，我仍是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。

另一次是和小魏在连队轮流喷雾治虫。我在南头向连队的同志了解一下,还有哪几块田要作业，他在北头翻了车。我是当班的，理当负责……

四、老爸的历史问题 

“基本路线工作组”和党支部组织了一个“批邵小分队”，在老人家的遗像下庄严宣誓，要和我斗争到底。对此我一无所知，还是过我的百姓生活。 

徐州知青小L有一次碰到我，看到我还是没心没肺的笑嘻嘻的，就说，你还笑呢，人家在搞你咧。一张小纸片塞在我手里，我要问个明白，人已不见。我回到家里，展开纸片，我的“十大罪状”赫然在目，我浏览一下，开拖拉机时遇民兵检查属于破坏军民联防啦；画了个漫画提意见属于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啦，统统都是假的。唯有一点让我忐忑不安——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，老先生参加过伪自卫队！ 

现在的青年人不可能明白，当年，父母如果有历史问题，会对其子女产生多大负面效应！读书、当兵、招工，甚至谈恋爱都会有影响的啊。老爸总是对我忆苦思甜教育，我也总是以工人阶级出身而自豪，他的伪自卫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立即写了一封家书，要老爸老老实实、实事求是的告诉我真相。 

我对“十大罪状”全不当回事，就是被老爸的“历史问题”闹得心神不安、度日如年。 

谢天谢地，家里来信了，老爸以“一个老工人的良心”起誓，告诉我“历史问题”的实际情况——

无锡解放前夕，有人来游说父亲，一起参加自卫队，老爸当场拒绝了。那位老兄不死心，他又约父亲出去玩，走到一处地方，告知这里就是自卫队队部，父亲拂袖而走。这就是老爸的所谓伪自卫队问题的全部事实。镇压反革命期间，有关部门发现伪自卫队的名单上有父亲的名字，要求父亲交待参加伪自卫队的“罪行”。父亲自己最清楚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还和审查人员拍起了桌子，后来事情就算不了了之。父亲说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那位介绍人老兄还没死，现在南京监狱里服刑；那位审查人员也还健在，人就在南京；完全可以去当面调查核实……。

读完家信，我浑身轻松，让老爸的“历史问题”见鬼去吧，老子倒要看看，你们的“十大罪状”如何收场？！

当老爸的都不容易，普天之下，莫不如此 

五、领导在提到我的名字时痛心疾首 

十月七日，基本路线工作组和支部找我谈话，由不是党员的知青王豆腐代表支部正式宣布：我被停职检查。要求将检查书写好后交上来。以后决心书不能写了，只能写检查书了，我想。

十月八日下午三、四点钟，陈队长临时通知我，晚上在大会上检查。我开始动笔写了四张纸的检查。

大概在下午五点，支部委员徐传友来通知我，马上要开我的批判会：老杜他们说了，你不肯去的话，要我们用绳子绑了去……，我和他一起走向会场。

见我到了，全体起立，当然不是欢迎我，是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：“继承毛-主-席的遗志，和邵**斗争到底！”“邵**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”靠门口的青工小马侧面看到我微笑着走来，赶紧转身低下头。

我进去后先做啥？文化大革命十年了，我有经验，先朝老人家的遗像三鞠躬。

知青王豆腐宣布由我作检查。

我拿出尚未写完的检查书读起来，主要是针对强加在我头上的部分罪状作了解释和澄清。读完书面的，准备口头补充，被知青王豆腐打断，就到这里好了，你回去再补充检查。

我走出会场，听到知青王豆腐在讲话：他哪里是在检查，完全是在为自己涂脂抹粉、树碑立传！

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在我离开批斗会场之后，老杜拿出一个文件宣读：

中共国营淮海农场委员会（批复）

淮农党字[76]第040号

关于同意对邵**进行揭发批判的批复……读完后，再列出我的十大罪状，告诉大家，每一件事都有二个以上的旁证！

 领导在提到我的名字时痛心疾首：“不是我们要搞他啊，是XX国营淮海农场委员会的红头文件批示了要搞啊！”

 不用说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大家都在静心细听领导的讲述：不得了，一颗定时炸弹被挖出来了！了不得，赫鲁晓夫就睡在自己身边！

六、王建飞侃侃而谈

后来我才知道，批判会结束后，晚上全队进入批判揭发阶段。会上宣布：“除了领导安排的之外，任何人不得到我家里去，否则的话有理说不清，别怪领导没打招呼。” 

傍晚，淮阴知青王建飞来到门口叫我：“哎，你出来一下。”他是我家的常客，今天不肯进门，在避嫌呢。马上有人在附近看着。“那天在你家看报纸，我走了之后，你有没有跟哪个讲过什么东西？”王建飞问我。“没有啊。”我回答。“那我有数了”，他说完就走了。 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知说啥好。 

王建飞，男，年长我二岁，江苏淮阴市人。初中毕业后下放到盱眙县，后至三河农场机训班学习，毕业后分配到淮海农场美人垛机耕队。由于有一定的文化，和原来经过扫盲班学习、上过速成学校的其他老同志相比较，思维要活跃一些，作风更正派一些。我到机耕队后，城市贫民遇到城市贫民，有较多的共同语言。下班回家后，或者互相串门，或者一起散步，其乐融融。王建飞在工作上，和其他老同志一样极端负责，性格又很开朗，深受分场男女老少的喜爱。前些日子防地震，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住在防震棚里，不得使用电灯，只能使用蜡烛。王建飞将电灯泡拉到防震棚里面，领导教育不安全，他反问：防震棚构成材料全是竹木、塑料，使用蜡烛反而比电灯泡安全？领导哑口无言，准备办他的学习班。我对此仗义执言表示反对。 

现在我成批斗对象了，人家不清楚，跟着领导跑。你对我还不了解？就这么避嫌？ 

晚上全队召开批判揭发会，领导首先声明，不是他和老杜吵了，要搞他。是总场党委下文件了，阶级斗争不搞不行啊。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，有什么就说什么…… 

大部分人主要表个态，“根据领导公布的材料”，邵的问题很严重，要和他坚决斗争；个别老师傅义愤填膺地揭发：“他看到我家儿子，就开玩笑喊是我的爸爸，这是对待贫下中农的态度吗？” 

轮到王建飞发言了，他掏出个笔记本，侃侃而谈： 

“阶级斗争是个严肃的问题，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分，实事求是的谈一下我的看法，说错了请大家批评。” 

邵的问题第一点，椐我所知，不是公布的那样，这是强加于人……

第二个问题，我当时在场，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是诬陷…… 

“我插一下嘴，”支部书记陈队长打断了王建飞的讲话，“今天晚上开会讨论，主要是帮助邵**，是检举揭发他的问题。至于对工作组、队领导的工作上有意见，可以在其他场合再提好了，我就插这么一句，下面大家继续发言。”队长的插一句，当然是警告王建飞：别干扰斗争的大方向。 

王建飞等待陈队长说完了，继续镇定自若地说下去：

第三个问题，喷雾铜管遗失，他负主要责任检查了，后来又找到了，我认为根本谈不上对出口产品不满……

第四个问题，二罾闸遇民兵检查，他做得完全正确，谈不上破坏军民联防…… 

“我再插一句，”陈队长又打断了王建飞的讲话，“今天晚上开会，不是让大家谈领导做对做错，我刚才说了，主要是帮助邵**，是检举揭发他的问题。对工作组、队领导的做法有意见，可以另外安排时间让大家说，我就再插这么一句，下面大家继续发言。” 

王建飞等待陈队长说完了，又继续镇定自若地说下去：

第五个问题……

第六个问题……

…… 

他不听从队长的劝告，不理会支部书记的暗示，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，当着全队职工的面，将基本路线工作组和支部他们，辛辛苦苦编织起来的阶级斗争之网扯了个七零八落！ 

王建飞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后来由其他人告诉我的。当时我在哪里？在家里。我是坏人了，没有资格参加革命会议了。 

从朋友角度说起，王建飞应该属于生死之交吧，古人说，人生得一知己，死亦足矣，应该就是指王建飞这种人吧。 

从国家利益来说，众多官员能象王建飞这样敢于坚持真理的话，彭德怀、刘少奇断不会是那般归宿！扯远了，打住。

七、扑朔迷离、莫衷一是的旁证 

从古到今，要打倒一个人，最方便的就是给他按上吓人的罪名。基本路线工作组给我就是用的这种法子。给我按上的十大罪状说一点儿也没影子，有点冤枉了老杜他们。只不过是经过艺术加工，重点拔高而已。在1976年9月这个多事之秋，在我身上发生了哪些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的东东？我在下面列出一些，让现在的年青人长点见识： 

一天傍晚，我正在家里看报纸，好朋友王建飞送玉米来。见到报上刊有老人家遗体照片，就和我议论照片上的透明罩子是玻璃的还是水晶的。正好黄德松师傅走过，看到有玉米，伸手在窗子里拿了半个，并说老人家走得太早了，再晚走十年的话，国家发展得更快些。我又讲了《参考消息》上外电估计，我国可能改变对领导人逝世后火化的做法。 

他们将此事编撰为——我在这个场合说：“他妈的，毛主席人已死了，还拿个罩子罩起来干什么？那些老家伙要怎么玩就怎么瞎玩。”在批判中特别注明，老家伙是指中央首长。 

现在的年青人对这种小儿科的东东可能是不屑一顾，在那个年代却是犯上作乱的大事情！ 

对此我当然予以否认，还强烈要求与造假者当面对质，很遗憾，这个愿望至今终究未能如愿。当时他们宣称每个问题均有二个以上的旁证。对这个问题的旁证材料来源，在不同场合、时间的说法却变化无穷：“是一位老同志”、“是一位青年同志”、“是一位组织同志”、“是一位平时不大讲话的同志”、“是老杜本人亲耳听到的”、“是机耕队的同志”、“是在门口听到的”、“是在隔壁听到的……”扑朔迷离，莫衷一是。 

当时流行一个词叫“纲举目张”，而我这个问题在十大罪状中是最严重的，他们没有将这个“纲”举好，致使其他的“目”也张不开。老杜和二位青年才俊没有把它编圆是很失策的。基本路线工作组到年底就黯然撤消，是不是与此有关？我不得而知。

伟人不朽

八、 “早上一人私自闯入灵堂” 

九月十四日我打夜班，任务是驾驶捷克Z-25拖拉机运输基建材料。 

生产连队的工人平时很是羡慕机耕队的拖拉机驾驶员，其实不然。在拖拉机上颠簸一天的滋味并不好受，连续工作十二小时也蛮辛苦，唯一的好处是比较连队枯燥的大田劳动，相对自由一些而已。 

十五日清晨收车准备从分场部回家，突然想起，下午是轮到机耕队来分场部，上老人家的灵堂进行悼念活动。我晚上还要上夜班，白天要休息，何不现在就进行悼念？走到老人家的灵堂，向守灵的民兵说明了我的想法，小伙子蛮支持。 

于是，我整了一下衣冠，在民兵同志的带领之下进行了悼念活动。到了下午我在床上做梦呢，有人敲门，喊集合了，上分场部悼念去！我和他打个招呼：“早上我悼念过了”。一会儿人家来问，谁证明你去过了？我说：“守灵的民兵能证明”。又一会儿人家来问：“管副场长知不知道”？我的天！管副场长管全分场几千个人，清晨将首长从睡梦中叫醒：报告首长，我刚才悼念过了，您拿笔记一下吧。能这样吗？“这是悼念毛主席，又不是做给管副场长看的。”算了，起床再去悼念一次。 

他们将此事编撰为——我“早上一人私自闯入灵堂，一身油、一身灰。”“谩骂场长、侮辱领导”。老杜当面说我是“想希望共产党员都死光，让我来当场长”。 

后来我才知道，守灵小伙子叫王强，是前三分场党委书记王锦香的儿子。

他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，说如有人问起“私闯灵堂”的事，他会实话实说的。

 
当年老人家逝世后，各基层单位布置了灵堂，组织职工分批进行悼念

九、我破坏了“钢铁长城” 

九月十七日晚上我打夜班，绕道黄海边，去总场为十四连运输基建材料。 

一般的年青人只要听说海边，脑海里就是蓝天、碧海、沙滩。其实不然，我国的海岸线上适合游泳的沙滩并不太多，特别是苏北黄海边，除了连云港外，海边全是滩涂，一、二里路全是没膝盖的烂泥。为了防止海潮倒灌，以及防汛，海边筑有大堤，堤坡上植树造林，堤顶为公路。 

开车途经黄海边二罾闸，有民兵拦住要检查。我象前几天那样向他们说明我是三分场的，去六垛装运基建材料，以往就放行了。这次他们提出要看证件，我没有证件。 

各位看官，地球人都知道，出门在外要带上身份证，开车的要三证齐全，你却没有证件？请容我细说：第一，当年中国还没实施身份证制度；第二，机耕队不上公路的拖拉机，一般都不用办驾驶证的。我一直开的是苏联德特-54链轨车，七六年才调上轮式车，办理驾驶证尚未提上领导的议事日程。 

非常地段非常时期，在二罾闸桥头上，民兵拦了我的车。我发现将车停在桥头上是不符合交通规则的，我告诉民兵，要将车挪到路边去，他们不愿意走来听我说话。我只好轰一下油门，提请民兵的注意。他们听到后围上来，不准移动车辆，说我是拿不出证明想逃跑！我说领导没发，我当然拿不出；你没发到证明肯定也拿不出，对不对？有个小伙子说，我们的证明就是枪！ 

接着又来了二辆拖拉机，一辆是王建飞开的Z-25，他是有驾驶证的，被放行了；一辆是我的同事练正才开的“千里马”。老兄和我一样，也是没证件，也要扣下来。二人一起到派出所，有一民警说：刚才谁向民兵要证明的？我说：是我，给他们弄得急起来了，说了你们没发证明肯定也拿不出。那人说，“你这话要检查。”我认为没什么原则性错误，说：“我认为没必要检查。”最后通过协商，二辆车走一辆，去总场部开个证明来后再放行。 

等了二个小时，练正才来了，我俩到派出所，他交上证明，拿回我的车钥匙，他开车回家，我再上总场部装载基建材料。我执行任务开车遇上检查；民兵执行任务检查车辆，事情就是这样简单。 

还有一个小插曲：我们的车拦下后，练正才去总场部取证明走了。跟随我拖拉机装卸的老工人顾发桥听到二个民兵的对话：一个对另一个说：“我们不应该拦人家农场的车”、“这下不得了，人家要去告我们了。” 

就是这样查验证件的正常手续，他们将此事编撰为——我不配合民兵执行任务，“到派出所躺在人家床上看报纸，对民警的教育不理不睬，大耍无赖。”“破坏场群关系”、“破坏钢铁长城、破坏军民联防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。” 

有位首长在会议上讲，在黄海边上你不让人家检查，还向民兵纠缠不清，这可是个大问题。万一这时候美蒋特务窜犯大陆，这责任你担当得起吗？

射阳县境的海边均是滩涂(注意,不是沙滩),据说每年还以8000亩的成陆速度向黄海推进。

近些年进行开发养殖资源，颇有成就。
 
上图为舟山将滩涂变成旅游资源，供游客休闲滑泥。 

十、不愿来询问沟通，我就当了坏人 

老人家逝世后，九月十八日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全部统一举行了追悼大会。我们三分场集中在分场部召开追悼大会。 

下午集合，知青王豆腐看到我穿的硫化底猪皮皮鞋，要我换双布鞋，我提出布鞋上有个洞，穿了去会场不大合适。想到有双高帮球鞋，热就热一点吧，马上去换上了。 

大家排队到了分场部，时间尚早。在会场外围路边，大家或站或蹲，相互说着话，等待有关人员的安排。有人问起昨晚在二罾闸被民兵拦住要证明的事，我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下。讲到民兵说，枪是我们的证明，有人插嘴说，你就说拖拉机是我的证明！我就回答说，不可以的，你这么说，人家更不让你走了。“换了我是民兵，我就不给你走！”小伙子刘聚和我打趣。我马上回击：“老人家不在了，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？”平时大家出车各自为战，今天聚在一起，正好互相聊聊。轮到机耕队入场了，大家排好队伍，徐徐进场。 

在庄严、肃穆的会场上，我排在队伍里。我的后面好象是刘福良、徐光明，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在我前面是老师傅黄德松，黄师傅的前面是基本路线工作组组长老杜。 

大家都在聆听广播讲话，偶尔有人晕倒，立即有人将其抬出抢救。突然，站在我前面的黄师傅身子摇摇晃晃斜向一边，我用双手在后面扶住他，防止他跌倒；同时向四面打量，希望看到有救护人员走来，可是没有。 

“要不要送你到门诊室去？”我低声问他。 

“不用，你扶住我一会就行了。”他轻声回答。 

过了一会儿，黄师傅轻声告诉我：“行了，你放手吧。” 

我松开了手，继续聆听广播中老人家的丰功伟绩。 

他们将此事编撰为——在集合时，我举起一只脚说“我多苦啊，脚趾头都露出来了。”“诉追悼会的苦、污蔑社会主义制度。”“对刘聚说‘毛主席死了，没人当主席了，你去当主席吧’！”“开追悼会时多次讲话，极不严肃，破坏会场秩序。” 

我当了“坏人”好长时间后，才明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，就在追悼会上！ 

当时黄师傅头晕站不住，我扶住黄师傅并问他“要不要送你上门诊室”。而当时老杜就在我们前面，听到后面有说话声，但又听不清；他心里不高兴，却又不敢回头看。事后又不愿直接向我们询问、了解，心里窝了一肚子火。后来我又不识相，提了那劳什子意见，点着了火药包，害得农场劳民伤财！ 

多年后，我看报上提出“沟通”这词儿，从心底里觉得，这真的是个好东东啊。地球人早一点重视“沟通”这词儿，会少了多少战争、少了多少冤魂！ 

我有位在无锡八佰伴工作的师弟告诉我：他们一批人曾到上海观摩商场布置，其他人跑东跑西学得欢，惟有一位老兄躺在旅馆里睡大觉。他回来后当面告诉这位老兄，鉴于你在上海的行为，今后凡是有去外地学习、观摩的机会，我永远不会让你去了。他碰到问题当面开销、实话实说，不搞阴谋搞阳谋。我对这位师弟干脆利落的处事方式佩服得五体投地！

（附言：害怕文件太大而无法发帖，所以分上、下二段发表）